新冠爆发之初，中国领导人因为前期的防疫措施而受到巨大的国内压力。但随着中国政府所实施的严格措施有效地控制疫情，民众从最初的担忧变成了认可。他们即便不为此而感到自豪，也都会承认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方法强劲有效。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顾，中国民众发现中国政府在短时间内就向全国各地派遣医疗资源以应对各地爆发的疫情；并颁布严格的出行限制，借助面部识别和二维码等技术，成功控制了国内新冠病毒的传播，将新增感染病例降到了零。
这些有效的举措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式的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适合于保障其人民的健康和安全的。更重要的是，在“战疫”的国际舆论斗争中，略去病毒起源这一问题，中国对其抗疫事迹的表述彰显了其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叙事之战
实际上，政治制度与对疫情发展的叙事之争, 特别是与病毒蔓延和疫苗研发分配的相关问题, 已成为国际舆论讨论全球疫情的一个焦点。
美国作为世界上科学技术最先进的经济体，在“曲速行动 (Operation Warp Speed)” 投资超过120亿美元以加速疫苗的研发。不希望落后于美国，中国努力将国际舆论从病毒起源转向解决方案。为此，中国投入了大量的公共和民间资源来推动疫苗的发展，甚至在军事人员身上进行测试，并大力促进军民融合的合作项目。
然而反讽的是，中国在控制疫情所取得的成功反而阻碍了其对疫苗的研制进程。考虑到中国疫苗研发需要足够多的病例来检验疗效，而其本身却没有足够的病例来进行三期临床试验，中国疫苗研发因此必须在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启动海外试验。在多方怀疑中国“疫苗外交”是别有用心的大背景下，中国开启海外试验引发人们的猜测：这些答应参与疫苗测试的国家很可能是以能优先获得中国研发的疫苗做为交换条件；而这样的安排将会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获取更多的政治筹码。无论如何，尽管有人声称中国疫苗的研发技术不够先进，但中国通过“疫苗外交”给予他国的优越条件，加上中国疫苗的高性价比，使得中国在国际，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得相当大的疫苗市场份额。
此外，相对于中国在去年10月就已加入了全球疫苗共享计划“COVAX”，美国却迟至今年1月才签约。这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号召力。
中国的成功抗疫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显著复苏，使其成为唯一一个在病毒肆虐的2020年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出色的经济表现突显了中国在基于打造“全球公共卫生共同体”的全球抗击新冠病毒的努力中所起到的领导与示范作用；而相对的，美国却仍然面临经济、公共卫生和国内政治窘境等重大问题。
据中国外交部提供的数据，到2020年底，中国对外提供2200多亿个口罩， 22.5亿套个人防护用品， 10.2亿个检测试剂盒。此外，中国还向柬埔寨、印度尼西亚、伊拉克、意大利、莱索托、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等34个国家派出了36支医疗队。中国于2020年10月加入了世卫组织发起的COVAX多边倡议，保证向其提供1000万剂疫苗，努力确保其他国家，特别是较不富裕的国家能够“公平获得”新冠疫苗。
甚至在确认对COVAX计划的贡献之前，中国疫苗已经在包括巴西、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土耳其等几个发展中国家推广开来。早于中国批准国药集团疫苗在国内的使用，阿联酋在2020年12月9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批准使用中国国药集团疫苗的国家；而巴林也在12月13日批准国药疫苗的使用。这不仅显示了一些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疫苗的信任，也表明了中阿关系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取得的良好进展。同时，第一批中国疫苗于2021年2月11日抵达非洲赤道几内亚；这兑现了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6月的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上所作出的对非洲国家提供中国疫苗的承诺。
诚然，中国在疫情期间的外交活动并不局限于疫苗外交。中国在其他领域也取得重大进展：其中最突出的有2020年11月15日与东盟十国以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所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12月30日与欧盟签署的全面投资协定 (CAI)。这两项协定加强了各界对中国的经济地位及其对各地区经济增长所起到的核心作用的认知。2020年11月20日，中国也出人意表地表达了意愿，争取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CPTPP是基于TPP的新协定）。
除了在国际贸易中敢为人先外，中国还承诺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如期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中国也在美国决定退出世卫组织后向世卫组织捐赠3000万美元（美国退出世卫组织的决定随后被拜登政府推翻）。
中国地位的巩固
在现今大国外交政策趋向激进的形势下，中国无疑是在谋求巩固其自身的国际战略地位；美国却在此时疲于国内政治；而世界其他地区则忙于应对新冠疫情。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近期的几项举措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2020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果断地对香港实施了具有争议的国家安全法。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强了在南海的巡逻和军事演习，并在台湾周边地区进行较频繁的军事活动。中国也在2020年夏天与印度发生了边境军事冲突。
诚然，在美国政治过渡时期，中国有过采取外交冒进的先例：2008年12月，即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职前一个月，中国船只进入钓鱼岛/尖阁诸岛海域，陷入与日本的争端之中。
就在拜登总统就职两天后，中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新的海岸警卫队法，以此作为其在南海和东海维护海上利益的手段。这项法律通过后的第二天，台湾报道了解放军空军大规模犯境的消息；据中国知情人士称，这是对“外部势力的严正警告”。
应该如何解读这些可能使得原本已经紧张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呢？
首先，中国的战略机会主义显然是在作祟。美国先是被一场分裂性的总统选举消耗精力，紧接着又面临一场政治危机。这场危机源于特朗普竞选团队对选举舞弊的指控。随后接踵而至的大量诉讼案件，以及特朗普支持者在就职典礼前冲进美国国会大厦。这些事件转移了美国的注意力，而中国则想抓住这次机会推进其战略利益。
其次，中国希望展现能力来应对国际社会要求解释病毒起源的压力，并疏缓国内民众对政府早期抗疫不力的指责和对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衰退的担忧。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合法性是取决于其实现经济增长的能力；而中国领导人对外部势力可能利用中国内部困境来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合法统治是深有感受并且是步步为营的。
第三，虽然对抗疫情是当务之急，但是中美关系自2011年奥巴马政府推出“再平衡”战略以来就一直处于某种程度的安全困境之中，而这种困境正在不断升级。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最近的举措是其对中美日益激烈的结构性竞争的反应。中国感知到威胁的日益严峻，尤其是美国海军对中国周边海域所造成的严重威胁。
挥之不去的忧虑
尽管中国视新冠疫情为一次让其展示全球领导能力并在主导区域性问题上超越美国的机会，国际对中国的战略意图仍存有疑虑。
中国在抗疫期间试图展现自己大度的大国形象，并承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以协助应对这场紧急的全球公共卫生和经济危机。然而美国却逮着机会毫不留情地批评中国拒绝承认疫情起源以及拒绝就病毒在武汉的早期传播提供更多信息。中国拒绝美国批评的不妥协的态度为其形象蒙上了一层持久的阴影。
中国提供与新冠有关的援助时所附带的条件也引发了其他国家的进一步疑虑。当欧盟表示担心中国所给予的援助是与政治利益捆绑时，华为受命冻结对包括意大利和荷兰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的捐款。同样地，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 2019年到2020年夏天之间，12个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负面情绪有所上升。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题为《东南亚状况》的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的观点。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和欧盟呼吁调查冠病的起源，并得到包括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以及47个非洲国家的响应。尽管中国最初激烈抗议，但国际舆论最终迫使中国同意了一份调整了澳大利亚最初呼吁独立调查措词的决议。据此协议，世卫组织的一个小组于2021年1月14日抵达武汉开始调查。
总而言之，在全球仍陷于抗疫困局，中国已对其国内疫情完成有效控制，而美国却因自身窘境而无力他顾的当下，中国的外交策略却出现冒进的端倪；而这正造成各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疑虑。
——廖振杨
廖振杨 (Joseph Chinyong Liow ) 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NTU) 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陈嘉庚讲席教授 (Tan Kah Kee Chair)。 他是现任南洋理工大学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院院长，并在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担任教授。廖振杨曾任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院长。他也曾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院 (Brookings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担任首位东南亚研究李光耀讲席教授 (Lee Kuan Yew Chair) 以及外交政策研究的项目高级研究员。廖振杨的研究领域包括东南亚的穆斯林政治和社会运动以及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