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无论是商品、人员、信息，还是数据和资本跨境流动的报告，都显示2020年形势严峻。与之相比，2021年及以后的全球化前景看起来更为乐观。
尽管如此，2021年和2022年的商业格局仍将与前几年相差无几，依旧充满高度不确定性，且局势仍将快速变化。在全球商业环境中运营的公司需要考虑众多风险，其中对于信誉风险的关注正在激增。以往，企业主要关注环境或社会两方面的信誉风险，但在过去几年中，信誉风险开始应用于快速变化的地缘政治动态——地缘政治动态已成为企业风险管理中愈加重要的考虑因素。
《2020年DHL全球连通性指数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新冠疫情不会像2008年金融危机那样对全球化造成严重损害。2021年，贸易和资本流动出现反弹，数字信息流动正历经新的复兴，居家办公和远程教育功不可没。然而，疫情限制了人员流动，让经济完全复苏变得遥不可及。
在后疫情时期，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中国在2020年以2.3%的GDP增长率实现经济反弹，而中国国家统计局表示，在2020年第四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6.5%。
与此同时，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动态中，特朗普时期的中美关系构成了国家风险，因此，任何试图与两国开展业务的公司都将面临信誉风险。虽然朝鲜和伊朗不必担心与美国的商业关系进一步恶化，但其他国家可没有这样的待遇。
后疫情时期的新常态以及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深刻影响了国际贸易、投资格局以及全球化的核心动力。尽管拜登政府仍在衡量对华态度，但国际企业却陷入了两难境地。拜登政府在阿拉斯加与中国举行首次正式会晤期间的紧张气氛，预示着今后中美对话所将面临着挑战。温斯顿·丘吉尔说过：宁可动口不动手。
从2021年起，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与中国做生意会充满不确定性。在目前及未来，即使从公司的商业角度来看，中国与东盟、欧盟（中国的第一个贸易伙伴）等不同经济体的关系，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都需要不断地监测、评估和管理，以防范风险和缓解危机。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或外国直接投资（FDI）与中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不会影响公司加入由中国推动的公私合营项目（PPP）。尽管中美之间贸易争端不断升级，但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中国的国家风险很低。然而，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如果外国公司与被视为中国政府代言人的中国企业合作，在国际市场可能会给公司的信誉风险带来负面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通过公私合营的框架与私企合作，中国国企在战略操作上会有经济金融与政治层面的二元考量。正如几个 “一带一路” 项目所展示的那样，
中国国企对风险持谨慎态度，会以长期地缘经济战略来评估项目的优劣，而不会只着眼于短期投资的回报。
中国在挑选“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外企伙伴时，会考虑它们的金融风险转移和管理能力，以及分享科技的意愿。此外，这些外企的网络安全能力也将受到考验。因为对这些合作项目所产生的大量数据的保护必须同时符合中国的《网络安全法》（2017年6月出台）和欧洲《通用数据保护条例》（2018年5月出台）的规定。
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背景下，选择支持习主席领导下的外交政策倡议能够获得若干优势，包括与中国国家机构、中国生产和物流网络直接建立优先互惠伙伴关系，以及从中国国有银行获得优惠信贷额度。加入“一带一路”也是打入中国市场的战略起点。
信誉风险的元素和趋势
近十年来，澳大利亚和瑞典等众多国家对中国的看法逐渐从战略伙伴转变为经济对手，美国甚至已经将来自中国的挑战视为安全威胁。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态度直截了当：中国目前是经济对手，并且未来可能变成全方位的对手，包括在军事安全和地缘政治的影响力方面挑战美国。因此，对跨国公司来说，在中国投资或在第三方国家与中国合作变得越来越复杂。过去，只有主权国家的政府需要作国际关系分析和国家风险管理。曾几何时，即便是中小企业也需要配备额外的风险管理工具。与中国合作时，公司如果不去考虑其中的信誉风险，就可能在不同市场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和界外效应。
从信誉风险的角度来看，加入“一带一路”应该广泛考虑到这种公私合营关系是基于两种不同的经济体系、并具有不同的利益考量。
自习近平就任主席以来，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既不全以提高财政投资回报率为导向，也不全以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影响力为目标。
外企在与中资企业合作时可能遭遇的信誉风险和可能享受的信誉利益的主要特征如下：
- 外企的中国合伙人在合作范围外的行为所可能导致的信誉风险。
- 网络安全以及触犯中国或其他国家网络安全法所可能导致的信誉风险。
-《中国制造2025》以及中国内在的优渥经济条件所可能带来的信誉利益。
- “一带一路”、数字丝绸之路（DSR）和健康丝绸之路等投资环境所可能带来的外部信誉利益。
- 中国金融体系对中外合作项目的支持所能带来的信誉利益。
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所投入的大量资源给外企在资金配置、技术投入和商务实践提供了极佳机会。投资者当然同时也会面对一些挑战：既要考虑商业环境，也要考虑受到中国经济外交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与投资项目所在国政府的关系。例如，2021年缅甸军事政变，抗议者因为没有感受到中国的任何支持，所以对中资纺织厂做出暴力行为。几年前在越南，针对中资企业的抗议演变成暴力行为，韩国和新加坡企业甚至因为被误认为是中国企业而遭受恶意纵火。
中资受惠国自身国家机构所存在的缺陷让“一带一路”本就复杂的地缘政治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在这方面，许多法治薄弱的当地政府容易出现滥用职权、腐败和暴力行为，这些行为可能演变成反华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从开普敦到开罗的非洲自由贸易区，人们最关注的有关中国投资的信息都与风险相关而不是与回报有关。
与此同时，由“一带一路”所推动的中国投资在东盟和欧盟中产生了不同但同等重要的政治疑虑。“17+1”合作机制（成员国包括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希腊、匈牙利、立陶宛、拉脱维亚、马其顿、黑山、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被北欧国家和北约组织看成是一种中国对北欧和北约各国分而治之的手段。柬埔寨在东盟的投票也体现了中国的政治影响力。无独有偶，《中国2025年产业发展政策》也一再被怀疑是中国有计划试图对他国进行经济干预，侵占知识产权，盗用军民两用技术，垄断未来研究的两大主导领域：5G和人工智能（AI）。在这两个个案的宏观背景下，第一个个案让人误以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是在与中国合谋对地缘经济进行干预，而第二个个案则让人产生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错觉。
然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许多方面都是地缘经济学的转折点。首先，“一带一路”有可能弥补亚欧大陆基础设施的大部分融资缺口。“一带一路”倡议如果能够按照中方的预期完成，将有助于创造一个更稳定、风险更低的商业和投资环境。目前，作为投资者和放贷国的中国和受援国双方在很多时候都需要承担相当大的项目风险：包括财务、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而这些风险主要来自受援国在政治经济治理能力和应变能力的欠缺。
带有中国特色的风险
和中国进行投资合作还需要了解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在海外投资时的风险态度和可能面对的问题。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经济轨迹分佈不断扩大并愈加多样化。与之相关的风险也随之不断增加。营业亏损、财务纠纷和域外诉讼如今正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公司所面临的的共同问题。 自2018年以来，北京一再表明将不支持“一带一路”的低效投资项目。近年来，中国对海外投资项目在反腐和“优质投资”方面的监管力度日益加大。中资企业也 中资企业也极力制定风险评估和风险规避的内部作业，并加强了与国际保险公司和跨国企业的接触。中资银行也已采取更为稳健的风险管理程序，并表示愿意向国际合作伙伴学习。
企业可以通过对每个个别项目的所有风险进行详细、具体和全面的评估来改进其风险管理的能力。中国企业必需改变以往对待风险的态度；风险和危机的评估和管理不应该只是事发后才临时拼凑的应急措施。相反的，风险和危机的评估和管理必需是与项目的策划同步，并伴随明确和持续的风险监控。评估机制不只包括对营收、投资和运营成本的财务评估；也须包括：对项目背景的全面评估，与所涉国家工作环境的风险评估，项目对环境和社区的影响，以及两用技术转让的安全风险评估。
中国企业在风险管理方面已取得显著得进步，而这种进步在未来几年将体现在项目质量的提升。但是，中国企业的风险管理仍然侧重在危机发生时的管理，而不是提前制定流程以预防和缓释风险。
结论
信息差是有效决策和风险管理的主要障碍。对 “一带一路” 沿线合作项目的有效管理和适当监督，透明公开可靠的数据获取是关键。在中国网络安全法逐步严格实施后所允许的操作空间内，通过统一可靠的方式所收集到的数据，将协助改善风险管理和资本配置的质量。
通过增强企业的业务能力、透明度、对关键项目的治理水平、以及在经济可行性和地缘政治目标之间保持有效平衡的能力，企业的风险管理质量也会得到相应的提升。
不久前，在政治范畴里置身事外是保护企业利益和提升信誉的最佳途径。现在，地缘政治再次回到市场的视线。对任何与中国有业务关系的企业来说，有效管理媒体对人力资源和资本负面影响的风险是极具挑战的。最近的地缘政治事件对市场表现的影响可以从中美之间持续的经济摩擦所产生的不确定性中得以体现。
经济制裁作为外交政策工具而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同样值得关注。特朗普政府一系列将经济工具武器化的举措，已使美国成为全球实施制裁的领跑者。要想在地缘政治的深水区里顺利航行，对拜登政府将如何演化美国的制裁手段必需给予密切观注。
Alessandro Arduino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April 2021